吕 克

人的一生中，大都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，而且多是自已的故乡，或自已的出生地。而我是另类。一生牵动灵魂，萦绕梦境的是一所学校——单县一中。

一中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中是我健康成长和发展的沃土，一中就是我的幸福家园。

一中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

我出生在苏北农村，幼年相继失去双亲，童年寄人篱下，真如歌中所唱，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”。母亲去世时，我还不到三周岁，尚无记忆。八岁时父亲去世后，曾被叔父领养，后因不堪婶母虐待而自作主张跑回哥哥家。但是，这个家，没有我铺一张床的地方，只好寄居在邻居周二婶家。故乡，道是有情却无情。这里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。十岁那年，我便跟着哥哥来到单县——我的第二故乡，再没回过老家。

上学期间，我是有名的“无家可归”户。从1950年上附小，至1960年从单县一中高中毕业，凡十年间，不论寒假、暑假，年年留校，仅仅在一中，就住了六年。一中，既是我的母校，更是我名副其实的家。

在这里，优美的环境，齐全的设备，慈祥博学的老师，热情可爱的同学，良好的校风、教风、学风，是我健康成长的沃土。

特别可贵的是，在这里，我收获了纯真的爱情。我和夫人是同窗同学，一块完成了中学学业，升入大学。学习期间，心无旁骛，都喜爱文学，都是文学课外活动小组成员。高考后，是同学刘耀民大姐，用红线把我们牵在了一起。“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多年的同学，彼此都有相当的了解，一经点破，便水到渠成。第一次相会，是高考后那天月光下的城河边。凉风习习的夏夜，一片静谧，只有蟋蟀在轻轻歌唱。我们畅谈理想，憧憬美好的未来……大学期间，鸿雁传书不断。工作三年后，喜结伉俪。又三年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——儿子，在一中出生。70年夏天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——女儿，也在一中出生。他们在这里成长学习，先后考入山东大学。我们的儿子，也在一中结婚生子，并从这里，把我们的孙子送入山东大学。一中不仅培养了我们这一代，也培养了我们的第二代，第三代。一中，就是我们温暖的家。

工作后，我们的事业发展在一中。尽管我曾“三回三离”一中，直到退休，没有再回一中工作；但是，我一生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，都是一中这块沃土培养的。而且，我的家人在一中，我的根在一中。因而，我的心在一中，一中，始终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……

一中是我成长和发展的沃土

1962年7月，师专毕业后，一中领导派人直接把我接回一中。当时的情景，我永生难忘。1962年，是国家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的一年，许多师专学校都下马了，我所在的菏泽师专也不例外。我们这批原本培养的初中教师，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小学任教，我呢，却未去教育局报到，而由一中领导直接要回一中。一中，是地区重点完中，正常情况下，一个专科毕业生，也难以进去，而母校，不但接纳了我，而且派人到车站接我，当我看到站在站口的一中工作人员时，一股暖流，顿时在我全身涌动，我知道，是母校接她的孩子回家。我想大声疾呼：母校，我回来啦！回校后，被安排在教导处做教务员工作。

教导处在一幢苏式连体建筑，是学校的工作中心。东厢房是学校党支部，西厢房是学校团委，正房三间是教导处，实际是会议室。教导处东西两头各有一小间，分别是我和教导员刘庆武的办公室和住室。教导处前面是圆形花园，从花园向东，是一条笔直的大道，直通学校大门。大道两旁，是两行郁郁葱葱的柏树。柏树行的南边是学校广阔的操场，这些都是老学友们最怀念母校的地方。

在一中当教务员，是我一生的第一份工作，是有优势的。因为这里领导好，有革命老干部曾鸣和当校长，我的直接领导是张中主任，是有名的教学能人。跟他学会了如何排课程表，以及如何做好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常规管理工作、招生工作等。最大的收获是跟随他听课，听他的点评，使我学会了如何评价一堂课的好坏。我在一中学习六年，听了很多老师的课，来这里工作后，不同年级不同学科老师的课我都听，特别名师的课反复听。从不同特点不同风格的课中，我吸取了大量的营养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，为我以后的教学和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除做教务员工作外，我还为请病事假的老师代课，教数学、政治等课，音乐课也代过两年。还当过班主任、少先队大队辅导员。我的办公室，也是学校广播室，每天早饭时为学生播放国家新闻，晚饭时为学生播放文娱节目。特别记忆犹新的是为全校师生播放中日乒乓球赛现场直播，那时，还没有电视，全校师生围坐在喇叭旁收听，那情绪，真叫帅！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形势的需要，恢复了校报《接班人》，及时将师生员工在学雷锋运动中的好人好事进行报道。还清楚地记得，对杨子平老师端着仪器箹品去学生宿舍，为孟凡福补课的事迹进行了报道，在师生中产生强烈影响。后来，孟凡福考取了南开大学化学系。

1965年暑假，我参加了县文教系统学习“毛著”积极分子代表会，之后，组织又派我去郓城搞“四清”工作，1966年春天，又参加了郓城县“极代会”，受到表彰。这些活动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，特别是“四清”工作的历练，和贫下中农“三同”一年的生活，提高了我的政治素养，为以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在“文革”这个非常年代里，命运常常不是自已能够主宰的。1968年秋天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嘉祥县侯、王二同志建议，说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都要回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一中停办了，大部分教职工，被赶到农村的初中和高中学校。我随夫人去了她的家乡学校蔡堂十一中，第一次离开了一中。但离开的，只是我的身体，我的心仍在一中。

回到十一中的本地教师，出现了“偏科”现象，大多是语文和数学教师。没有一个是教化学的，分管教学的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李守金，是夫人的同班同学，便来动员我改行教化学。我是学数学的，和化学几乎不沾一点边，“风马牛不相及”。但是，既然工作需要，那就慨然应允。从此，我开始走上了化学教学之路。

文革前，十一中是一所设备完好的中学，仪器和箹品能适应化学教学的需要。正当我兴趣盎然地给学生做化学演示实验，乐此不疲地从事化学教学工作时，1969年暑假，山东省下达了落实“红十条”文件。县里根据省的文件精神，决定让单县一中教职工原班人马回校搞斗、批、改，这次不算组织调动。我又回到了一中，但这次不算组织调动的调动，却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。

说是回校搞斗、批、改，由于没有学生，其实任务并不重，事情并不多。根据学校安排，我和刘庆武、吴承业等同志，负责筹办《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》展览。我蹲在学校图书室里，翻阅了建校以来的各种报纸、杂志、特别是《人民画报》和《解放军画报》，剪下了大量的图文资料，和大家共同研究展室的框架，资料的编排，说明文字等。文字由承业、庆武起草，讨论后，由月体毛笔抄写。经过大家几个月的奋战，终于在1970年元旦前胜利开展。

1970年底，全县“一打三反”运动结束。县里决定，一中和师范合并，创办单县“五七”红校。一中的大部分教师，再次被分配到各公社高中任教。我去了杨楼高中，因该校也无化学教师，我只好教化学，正式开始了我的化学生涯。这是我第二次离开一中。

这次离开一中，一晃就是九年。

在这九年里，六年在杨楼高中，两年在龙王庙高中，一年在孙六高中。这九年，正是文革结束前后，学校工作还不太正规。我甩开当时的教材，使用文革前的高初中教材，用钢板刻印，发给学生，认认真真地边学边教。特别在杨楼高中，高初中化学我一人教，在那里，中学化学我教了七遍。我还利用别人“打勾级”娱乐的时间，自学了大学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。大大提高了我驾驭中学教材的能力。

不管在哪里，我一直和一中保持密切联系。每次回一中，都有一种“出嫁的女儿回娘家”的感觉。记得，1972年，县城影院晚上放映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娘》，我们抱着不到两岁的女儿去看，因是夜场，必须在城里住一宿。当时留守一中的张盛居、秦令钧等老师，便热情安排我们的吃住，像父母对待孩子，让我们十分感动。一中这块热土，永远是我的家！

一中恢复招生后，恩师杨子平、兄长王体州，在业务上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。使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新手，很快适应了化学教学，并且有了些创新。1972年春，在四中召开的全县化学教学会议上，听了卜老师的课，会上我作了典型发言。1973年，我的《土法上马，做好化学演示实验》一文推广全县。1977年，我的《抓好双基教学，努力提高化学教学质量》的教学总结，受到一中恩师子平先生的充分肯定，并在县化学教学会议上作了发言。我还参加了两次对全县初中理化教师的培训,1978年恢复高考后，参加了长达40天的高考阅卷工作。和教研室张炅共同参加了地区《高一化学教学参考资料》的编写工作。这些教学活动，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，内心感到更加充实。

1979年暑假后，我和夫人同时调回一中，儿女也随我们进城。我们的家被安排在学校东区，第二排教工宿舍后的原学生宿舍，靠西头的三间屋。这是我在一中的第四个家。从这里，往西直走，经过实验室，就到小伙房。从这里，往南走，穿过柏树林，就到教研室和各班教室。生活工作都很方便。一中是我们的母校，在这里，人熟、地熟、环境熟，这里，才是我们的家。这年，儿子进了一中的初一，女儿进了附小四年级。和我们俩当年进城上学情况，十分相似。我进城上学是从附小四年级开始的，而夫人进城是从一中初一开始的。历史的相似，常常让人无法琢磨。

进校后，我便被委以重任。和杨老师、景瑞魁共同送毕业班，杨老师教复习班，我和瑞魁各三个应届班。虽然我是个“老一中”，但是，在教化学方面，我是“从乡里来的老师”，“是骡子是马”，还得通过学生的检验。好在有杨老师掌舵，瑞魁又是学友，科本出身，反应快，记忆力好，和他对桌办公，让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同时，为了提高业务水平，我利用学校唯一一台电视机，每周定时收看北大华彤文的电视讲课，美国大学教材《化学原理》，开拓了我审视中学教材的新境界。1980年高考，我执教的三班学生郭召杰（现为北京大学教授），高考化学成绩取得了全县最高98分。“三回”一中后，第一年的工作，得到了领导和学生的信任，自已也信心满满。

“三回”一中，我是抱着感恩的心情而来的。一中，成就了我的学业，成就了我的爱情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；一中良好的校风、教风、学风，深深影响了我一生。我的血管里，涌动着一中的浩气，我的思想里，打上了一中鲜红的印记。为一中添砖加瓦，为一中发热发光，是我坚定的意向，更是我矢志不渝的行动。

在教研组召开的会议上，扬子平老师在谈到学生的“高分低能”现象时说；“我们的学生送到大学里，分数比人家考的还高，一到实验室，做起实验来，就不行了，用时还长，结果还不准。”杨老师的这一席谈话，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吗？我大脑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，下决心在实验教学方面搞点突破。一中有全县最优质的教学资源，有最完善的实验室设备，有老、中、青相结合的化学教师团队。八十年代之初，地县两级教研室又十分重视实验教学。这都为课题研究的开展，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保证。

从1980年到1982年，我主要是将教师的演示实验，变成学生动手的分组实验。这期间的主要教学活动及成果是：1980年，撰写了《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探索能力的初步尝试》的论文，由山东省教研室推荐给中国化学会；1981年4月在菏泽地区化学研究会上作《化学平衡》教材分析；1981年春天，地区教研室闫主任来一中听我的边讲边实验课。同年七月，《菏泽教育》（3期）发表了这个课堂纪实——《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》。1982年4月，菏泽地区化学研究会在单县一中举办教学观摩课，我执教的课题是《硫化氢》，受到普遍的好评。

在边讲边实验教学中，暴露出的问题是，对于非常简单的实验操作，不少学生往往不知所措。这是因为八十年代之初的初级中学，还没有条件让学生动手做实验。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，要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，首先，必须让学生掌握化学基本实验操作。因此在82级高一新生的教学中，我采取了断然措施：一个月内不进行新课，而是进行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的训练，并进行实验考核。这样，学生独立进行实验操作的能力大大得到提升，为以后新课教学中，把教师的演示实验，变成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实验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30多年过去了，每每想起这些事，我就特别要感谢体州兄、启相兄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，感谢黄会清等实验室青年教师的积极配合。

从1982年到1985年，主要教学活动和成果是：培训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，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。1983年11月，在菏泽地区实验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介绍经验；1984年4月，张炅主任受地区教研室委托，带领我参加山东省第二次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经验交流会议，作典型发言，介绍单县一中实验教学经验；1984年10月，华东师范大学《化学教学》（5期）杂志，发表了我的教学论文《加强高一化学实验教学初探》；这一年，我被中国化学会吸收为会员；1985年底，受地区教研室委托，我带领菏泽地区中学生（菏泽一中、郓城一中、单县一中，各一人），参加山东省中学生化学竞赛，取得好成绩。

1986年和1987年，我连送两届高三，先后送走了儿子和女儿升入大学。1987年9月4日，上午送女儿赴济南上学，下午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，安排我9月7日去单县二中上班。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，对一个普通党员来说，只能是服从。张秀斌书记一再挽留，但组织决定已无法改变。从此，我第三次离开了一中，直到退休。但是，夫人仍在一中，家仍在一中，根仍在一中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1989年，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，1990年评为单县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1991年，在菏泽地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登记表上，县委签署的意见是：“经县委常委研究，同意推荐该同志为地区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”教育局的推荐意见是：“该同志在加强化学实验教学、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，成绩显著，在菏泽地区和省内外享有较高声誉。他不但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有较大价值的论文，而且于1989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师。根据地区选拔条件第五条，同意推荐其为地区级拔尖人才。”不论评什么，组织上所依据的，我的这点所谓“业绩”，不都是在一中取得的吗？光荣属于一中！鲜花和掌声属于一中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我所取得的成绩，较之一中对我的关怀培养，是微不足道的。一中成就了我，我永远感谢一中。一中，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……

作者简介

吕 克 1954年9月1日入 单县一中初中三级二班，1957年9月1日入单县一中高中二级二班。1962年7月回单县一中工作至1970年10月，学校教务员。1979年8月回单县一中工作至1987年9月6日，化学教师，生化教研组组长。中共党员，原单县二中书记、付校长。中学高级教师，全国优秀教师。中国化学会会员，县、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