贾富彬

我高中毕业那年，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之前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，因为多数学生并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，考多少分，分数线又是多少都是未知数。平时成绩好的不一定敢报好学校，成绩不好的反倒敢报名牌大学。高中生自己没有经验，家长、老师的参谋就显得非常关键和重要。我父母当时还分不清本科与专科、中专的大小，同时对我考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并不关心，他们关心的只是我能不能考上成为吃国库粮的城里人。

替我把关的是班主任崔宗汉老师。崔老师教课非常认真，水平也高，把政治课讲得很生动，声音洪亮，旁征博引，偶尔还说个笑话，学生们都很爱听。他对学生很负责，报志愿之前，专门召开代课老师会议，研究如何科学填报志愿才能提高录取率，特别是对学习好的学生，更要严格把关。先发一张表格让我们用铅笔试填。因为当时作家还很神圣，自己当作家的梦还没做完，我就填上山东大学中文系，而且“不服从调剂志愿”。过了半天，崔老师把表格发下来，我发现我的“山东大学”改成了“山东师范大学”，后面又给列了曲阜师范大学、聊城师范学院等几个本科、专科、中专学校。崔老师把部分学生分别叫到他办公室谈话。他对我说，山东大学是全国重点，我的预选(那时为了提高升学率，很多学校都搞预选，人为地剥夺了一部分学生参加高考的权力)成绩在班里排第九，报山东大学录取把握不大，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，后面就会录取很差，还可能滑到专科学校去，不如报师范大学，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能录取，将来象他这样当个教师挺好的。

我说再考虑考虑，就回到教室考虑。虽然我很热爱、很尊重老师，至今也认为老师是光荣和神圣的，但自己从未想过要当老师，主要是因为自己从小不爱说话。班主任又发一张表让再试填一次，这次我在“第一志愿”里填上了华东政法学院。表格发下来，我发现又被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。跟周围同学交流，一些学习成绩不如我的报了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，老师却没有改动。我说:“崔老师是不是偏心眼儿，好学校光让你们报，老是让我报师范。”一个同学说:“哪里话，我反正考不上本科，干脆报几个名牌大学先过过瘾。老师认为学习差的报哪个学校都无所谓，反正是考不上，才懒得管我们，你们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。”崔老师把正式表格发下来，说这是最后一次填写，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。我终于没有考虑清楚，翻了翻备选的学校，一眼看到了武汉，就填上了中南政法学院，崔老师也没再对我说什么。

离高考还有一个月，母亲就开始紧张。因为我兄弟多，又是老大，考上大学，家里就可以少盖三间房子，娶儿媳妇的事父母就可以少操一份心。高二时，二姨给我介绍过一个邻村的姑娘，是我初中同学，若单论长相，比后来的汤唯、朱茵、林志玲强多了。父亲说:“咱家穷，四个学生负担重，人家闺女能愿意?”二姨说:“您家愿意，我愿意，加上女方共三家，三家有两家同意了，还怕啥?这事准成!”二姨问我啥想法，那位女同学初中三年和我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句，我想着那位女同学的模样，腼腆地说:“只要女方没意见，我就没意见。如果女方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”但母亲坚决反对，她老人家高瞻远瞩地说“俺家富彬以后要到城里工作，不能说农村的媳妇。”硬是把二姨给得罪了，二姨说:“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。”

高考前几天，母亲不止一次地问我怎么样，我说考个大专应该没问题，父亲听了很放心，说考个“半头砖”(中专)也包分配。母亲仍不放心，说无论如何不能当民办教师，因为当民办教师还得自家盖房子。我说:“校长早就讲了，要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，考上大学光荣，考不上大学也光荣，反正要有人考不上，要做好两种准备，种地也是为国家作贡献。”母亲一听就急了:“校长说这话不是坑人吗?他怎么不到乡下来种地为国家作贡献?‘两种准备’让校长的孩子去做吧，咱家只做‘一种准备’。”

转眼到了七月六日，我和母亲住进了县城姨奶奶家，这是我家唯一的富亲戚。我大学毕业不久她老人家就去世了，想想我考上大学后几年间只去看过她一次，也不知她怎么想我。姨奶奶特意做了几个好菜为我壮行，可能是晚饭吃多了，热量散发不出去，浑身热得睡不着。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到我床边，用芭蕉扇给我扇风。我劝她去休息，母亲说:“你安心睡吧，这么多年就看这三天了。”我一觉醒来，天已经亮了，发现母亲仍在给我扇扇子。起床后，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，说吃十个鸡蛋考试可以十全十美。我吃了六个就吃不动了，说白煮的鸡蛋没味，想吃咸鸭蛋。母亲说考试千万不能“吃鸭蛋”(即得零分)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，再把另外四个鸡蛋吃下去。我去考场考试，让母亲在家睡一会儿。考完语文出来，发现母亲正站在校门口。母亲问我考的怎么样，我说班主任早有交代，考完一门课就放在脑后别管了，也不要互相对答案。母亲听了没再问，后来母亲说我这样回答，她认为我考的不好，让她担心了好几天。

就这样，母亲给我扇了三天扇子，每天早晨给我煮十个“十全十美”，终于把三天时间熬过去了。考完最后一门，母亲象大病了一场，再次问我考的怎么样。我说不管学校如何，好歹能考上一个。母亲对姨奶奶千恩万谢，急着要回家睡觉。我让她一个人先回家，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人凑了2块钱，找了个小酒店喝啤酒。一个家住县城的同学发狠说:“今天回家后，我要把高中课本全部烧掉，再也不看书了!”我和几个同学都热烈响应。第二天我回家后，面对保存完好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，一时不舍得烧掉。父亲说:“先别烧，万一考不上再复读，这些书还用得着。”母亲说:“净说些不吉利的话。”

过了二十多天，还没有一点消息，我心里也没底了。这天，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，我把前些天准备烧的课本拿出来卖。这时，邻居丁二哥兴冲冲跑来说:“我去城里赶集，到一中看了看，考大学的分数都贴墙上了，富彬的在前几名。”母亲激动地不知所措，父亲让我用卖书的钱到村代销点买了几瓶啤酒，留丁二哥吃饭，丁二哥也没客气。

又过了几天，录取通知书下来，崔老师和几个代课老师都替我高兴，说幸好没填报师范大学。教语文的高启贞老师特别高兴，她对待每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特别是语文成绩好的学生更是她的骄傲。她说:“我平时没喝过酒，今天破例喝杯啤酒给我的学生庆祝庆祝!”大学期间每个假期我都去看她，毕业参加工作一忙起来回单县少了，也见面少了。前几年高老师得了癌症来济南看病，我去医院两次后她就不让我去了，说不想耽误我工作。她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办案，没有来得及赶回单县参加葬礼送别，至今每每想起来心里就充满遗憾，泪水不由自主盈眶。

母亲问我考的是啥学校，我说是法律本科，母亲说:“是不是毕了业到公安局工作?要是个大专就更好了。”我说:“本科比大专还大，大专上三年，本科得上四年。”母亲说:“四年大学不算长，领个媳妇来见娘。”父亲用一贯的口气说:“先把学习搞好再说，先把学习搞好再说。”

送我报到那天，路过邻村，我看见了那位女同学。她正半敞着怀给孩子喂奶，昔日的风采已经看不到了。我没有上前打招呼。我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一种生活，已经结束了。

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，母亲骑着从二叔家借的自行车，载着我的被子，弟弟骑着从五叔家借的自行车，载着妹妹，妹妹提着包，包里是邻居们给我的炒花生、煮鸡蛋。父亲从16岁就当大队会计，几个村认识他的人很多。几次遇到在路边干活的熟人向他打招呼:“老贾，您这是干啥去?”父亲说:“送大孩子上大学去，考到武汉了。”说着话就下车，也让我下车跟“大爷”、“三叔”们打招呼。“大爷”问:“啥大学?”“中南政法学院。”“不孬，那以后你们家公安局有人了。”“公检法都行,公检法都行。”父亲对我说:“上大学就不是小孩子了，见到人要热情打招呼，要不人家会觉得咱架子大。”我说知道了。到了单县汽车站，父亲买了票，陪我一起上车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汽车还没有启动，母亲和妹妹就在车下哭起来。

单县一中的王同学也考到了中南政法学院，都是法律系法学专业。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就约好一起去武汉，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哥送他。到了商丘火车站，一天只有一趟早晨去武昌的火车，我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宾馆。这是第一次住宾馆，房间的场景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从窗户往外看，火车站广场的灯亮得晃眼。我看看车票，学生票半价七块五，对父亲说:“您买张票一起去武汉吧，也坐坐火车，看看我的学校。”父亲说:“这次就不去了，以后还有时间。”我知道他是不舍得花钱。213次火车，从青岛开过来的，7点左右到商丘，父亲一直担心睡过点，五点多就起来了。王大哥买了两张站台票，一起送到站台上。正值暑假，火车上人特别多，车门口挤满了人，父亲把我推进车厢，又使劲把被子行李塞进来，火车就缓缓移动了。一直站了12个半小时，晚上十点多到了武昌站。

离开单县的时候一直以为大学四年时间很长，离毕业工作拿工资遥遥无期，后来才发现太短了，短得转眼间就毕业了，短得父亲母亲都没有去武汉看看他们培养儿子上的大学是什么样子。毕业前夕，学校推荐我去珠海市中级法院，我赶紧给父母写信报告这一喜讯，说南方收入高，以后家里经济上再也不会困难了。隔了几天，收到父亲的信，说母亲希望我能回单县工作。次日，又收到家里的信，母亲说我到菏泽工作也行，菏泽离家也不算远。我写了封回信，试图说服父母让自己到南方闯一闯，信还没发走，父亲的信又到了，这次母亲给了我更加宽松的政策--只要回山东工作，到哪个地区都可以。我把没发走的信扔进废纸篓，找到校领导说:“我想回家乡工作。”领导有些遗憾地说:“回去吧，可惜浪费了一个名额。”又问我:“院党委宣传部缺人，你想不想留校?”我心里很想留校，但直接就谢绝了，没有再写信征求父母意见。

毕业的那天，坐在火车上，经过长江大桥，看着滔滔江水和高高的黄鹤楼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。13年后因公第一次回母校，大门上的字已经换了。2020年春节，武汉成了疫情重灾区，之后几个月每天在新闻里看到或听到“武汉”两个字，我就想，如果当初我留校了，现在会怎么样?是和很多人一样到一线英勇抗疫，还是会呆在家里怨天尤人，会不会被感染。又想，如果当初去了珠海会怎样，工作生活的轨迹肯定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

参加工作不到半年，父亲脑溢血，偏瘫三年后去世，54岁，没有坐过火车、飞机，坐汽车去过一次河南商丘火车站，没有来过济南。为了不增加同样的遗憾，单位分房子后，我每年都让母亲来济南一次，坐汽车，有时候特意安排她从济宁转火车来，每次她都晕车晕得感觉生不如死。有一次去北京办事，我再三动员母亲和我一起去，从济南出发时坐动车，到北京坐地铁，同学陪她去了八达岭长城，我陪她去了天安门广场，瞻仰了毛主席遗容，从北京乘飞机回的济南。母亲很高兴地坐了50分钟的飞机，为450块钱的机票心疼了至少5个月。我开玩笑说:“当初您如果同意我去了珠海，说不定我现在回来，可以给您一麻袋钱。”母亲说:“要那么多钱干啥?你每年能回家几次来看看，就赶上给我十麻袋票子了。”停了一下，母亲又补充了一句，“都是一百块一张的新票子。”

因为读了法律，我得以到检察院工作，且不说成绩和待遇如何，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，所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。报师范大学的几个同学毕业后分回单县一中，和崔宗汉副校长一样当了光荣的人民教师。有人说，人生漫长，关键只有三步:上大学，找工作，选对象。也许在报志愿的一瞬间，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道路。活这么大，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--报志愿，是少有的一次。

(2020年7月5日根据几篇旧文改写，纪念越来越远的青春岁月。)

贾富彬，单县孙六乡（现园艺办事处）王土城村人，1988年毕业于单县一中，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，黑龙江大学法律硕士，历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干部、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、检察日报社驻山东记者站负责人、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、民事行政检察一处处长，现任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。办案工作之余先后出版散文集《阳台上的庄稼》、报告文学集《敬礼，中国检察官！》等。